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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時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這是我們思考經濟發展問題的指南。
　　□馬驍
　　如何準確理解新常態
　　當前語境下的“新常態”至少應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新常態”指的是經濟增長速度將不再保持過去的高速狀態，而是將進入中高速的狀態。這種狀態是一種強調經濟增長質量的“聰明”的增長狀態，即“中高速”要對應“中高端”。在“新常態”下，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能有效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創新驅動和產業升級加快、高新技術產業與現代服務業不斷發展，企業總體上能夠穩定盈利，勞動者勞動報酬能合理、有序地增長，中等收入群體能不斷擴大。二是“新常態”指的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日益現代化的狀態。在“新常態”下，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關係更加明晰，“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都能得到有效發揮，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與居民個體既各司其職，又攜手合作的狀態。換句話說，“新常態”是政治更加清明、市場更加開放、社會更加和諧的狀態。
　　綜上所述，“新常態”要求我們正確對待當下的經濟增速下滑，著力改革攻堅，充分發揮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作用，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如何把握四川經濟發展態勢
　　把握四川經濟發展態勢要堅持一分為二，既要看到四川經濟發展與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四川經濟發展的優勢與亮點。其共性主要是：傳統增長方式難以為繼，經濟增速將告別過去的高速度；經濟增長動力將發生轉換——政府投資讓位於民間投資，創新驅動成為經濟增長的勝負手；使用傳統刺激手段的代價可能很大。四川經濟發展的主要優勢與亮點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四川北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南臨“長江經濟帶”，具有先天區位優勢，隨著“兩帶”經濟的發展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實施，四川有條件成為我國未來經濟最重要的一個增長極；同時“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發達”的省情還未根本改變。
　　四川省委、省政府實施的符合省情兼具前瞻性的多點多極支撐發展戰略、“兩化”互動城鄉統籌發展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使得四川經濟企穩初現，經濟增長穩中有升。1—5月四川“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5%，且呈明顯的逐月增長態勢；全社會零售總額4571億元，同比增長12.9%。結構調整有成效，民間投資增長16.1%，占全社會投資比重達57.4%，比去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達70%。對外貿易回升，1—5月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9.8%，其中出口增長10.1%。主要經濟指標增幅排位靠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比全國平均水平高0.8個百分點；社會零售總額增速比全國高0.8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平穩增長。
　　省委、省政府根據中央精神、立足省情實際和國內外經濟環境推出的“六大改革”和政策“組合拳”，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既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又能惠民生、強信心，令人鼓舞，必將在今後一段時間產生積極效果。
　　三管齊下迎接“新常態”
　　更新觀念。重點是從人定勝天轉向道法自然。一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經濟和其它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尊重市場在發現新經濟增長點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不應輕言塑造新經濟增長點。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和先進經驗，政府主要負責彌補市場失靈，為新經濟增長點提供政策支持。二要尊重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它們在社會治理創新中的積極作用。隨著社會治理的不斷創新，有一些“俱樂部產品”應當交由社會組織負責供給。三要高度重視投資。在“新常態”下，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第一推動力。創新驅動、轉型升級不是不要投資，而是需要結構優化的投資，重點是防止或杜絕盲目投資與低技術含量的重覆投資。
　　穩定為要。穩定包括社會穩定、政治與經濟穩定。穩定是一切事業的基礎。一要穩定貧困家庭和因“調結構”而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水平。應積極探索統一預算，協調使用扶貧資金、社會救助與撫恤資金，以及社會保障基金。二要保證民生。穩定增加民生投入，做實“十項民生工程”和“四大片區扶貧攻堅行動”。三要依法維護社會穩定。既要依法加強對傳統不穩定因素的管控，又要嚴防非傳統不穩定因素的形成。四要追求合意的經濟增長而不是傳統的超常規高速增長。堅決按照中央要求清理整頓過剩產能、違規產能。五要穩定投資。全力落實省委、省政府“三大發展戰略”，打造經濟增長新引擎。按照“兩化”互動、城鄉統籌、“四化”同步思路，把著力點放在實現次級突破上。實現次級突破的重點與難點是如何穩定投資。一方面，可以考慮使用“增量投資稅費再激勵”計劃，即在未來一定時期，對凡符合市場需求和產業升級換代趨勢的增量投資，在地方政府權限內予以稅費再激勵。另一方面，“兩化”互動、城鄉統籌、“四化”同步離不開必要的基礎建設投資。這類投資既可以對經濟立刻產生刺激作用，又可以作為其它投資（如民間投資）的補充而為其它投資提供硬件支持，以刺激更多的投資。基礎建設投資（尤其是城鄉道路、通訊、給水與排水、棚戶區改造等領域）要充分利用PPP（公私合作伙伴關係）模式吸引非政府資本進入，以保證必要的投資規模。採用PPP亟需法治化契約制度作保障。還可考慮設立政府主導的以棚戶區改造過程中整理的土地出讓收入為主要來源的棚戶區改造基金，專司棚戶區改造。同時，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投資必然伴隨著許多配套的互補性投資和企業無法內部化的外部性問題，如金融結構、勞動力教育水平、基礎設施等。各級政府應繼續加強縱向溝通協調以爭取上級的援助，繼續加強橫向溝通協調以獲取各金融機構總部、高等院校和相關企業分別在金融結構、人力資本、互補性投資等方面的支持與配合。
　　深化改革。深化改革的核心依然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相互關係，把“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用好。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則便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僅就用好“看得見的手”來說，目前的共識似乎集中於簡政放權，但我認為今後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方面至少還需要加強以下工作：一是信息的收集與傳播。四川現有產業是否容易升級？能夠升級成為哪些新產業？新技術是否安全、可靠？新產品究竟有多大市場？有多少處於同等發展階段的地區也在往這些方向升級？諸如此類的信息收集處理成本高昂，若由企業單獨收集處理則可能造成重覆收集、浪費資源與信息壟斷，若由政府收集、處理與傳播則有可能減輕企業負擔並實現信息共享。建議政府因應大數據時代潮流，整合力量，搭建統一信息平臺，為市場提供信息服務。二是進一步釋放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主要包括：建立勞動者勞動報酬穩定增長機制，努力保證雙贏，以釋放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的活力；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方式，降低社會資本在文化、職業教育、政府購買等方面的準入門檻，釋放因準入限制而壓抑的增長潛力；進一步落實結構性減稅和財政補貼政策，釋放企業和居民個體創新創業與開拓市場等方面的活力；保持政府行政行為的連續性，釋放政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的活力。
　　（作者系西南財經大學副校長、教授）
　　（原標題：新常態下，如何做好新選擇實現新發展）